越来越多酷儿,选择借精生育
作为性少数群体,在规划生育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选择是什么?是昂贵的跨境辅助生殖医疗,还是领养?在很多国家,越来越多性少数群体正在考虑选择借助朋友或熟人的精子捐献组建家庭。
本期#未来家翻译 为您带来这一全新视角。
作者/ Jessica Klein
许多LGBTQ情侣选择借助朋友或熟人的精子捐献组建家庭——这种选择有助于重新定义现代家庭结构。
当现年39岁的艾丽斯第一次考虑单身生育时,使用精子库的想法让她“感觉很奇怪”。她不知道要如何从潜在捐精者的列表中做出选择,这些人各式各样:贝斯手、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和蓝眼睛的男人……对于艾丽斯而言,选择一个好友作为精子供体似乎显得更简单、更实惠。
如今,艾丽斯的女儿三岁了,她的生物学父亲是艾丽斯读研究生期间同住的朋友。“他是一个很适宜的选择,”艾丽斯说。“说实话,我真正熟悉的顺性别男性朋友并不多。”一次早午餐后,艾丽斯问他是否愿意捐出他的精子,他毫不客气地答应了。
艾丽斯始终和捐精人及其伴侣保持着紧密联系,而艾丽斯和自己的伴侣称他们为女儿的“叔叔”和“阿姨”。坐标加州的艾丽斯说:“我喜欢我的孩子与捐精人建立起某种关系。”并且,这也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社群和酷儿家庭结构的可能性”。
过去几年里,计划扩大家庭规模的LGBTQ人群和非LGBTQ人群间的差距正在缩小。根据美国LGBTQ Family Building Survey调查出的2018年数据,48%的千禧一代LGBTQ群体已决定扩大家庭规模,而在非LGBTQ群体中,这一比例为55%。对比过往的数字,在55岁以上人群中,接近七成的非LGBTQ群体有子女,而该年龄组的LGBTQ群体仅有28%有子女。
对于一些无法共同生育亲生孩子的LGBTQ情侣来说,捐精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例如,澳大利亚2018年的数据显示,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情侣占当年精子受体的85%。
许多寻求精子的酷儿情侣希望这种体验是亲自的,这意味着她们选择知晓捐精者是什么人。有几个原因推动了这种选择,例如:了解未来孩子的亲生父母、就医疗问题与他们联系以及建立一个延伸化的家庭。虽然一对情侣通过精子库或其他类型的联络服务就可能实现这一点,但选择朋友或私人关系进行精子捐赠的成本较低。
无论如何,这些选择需要一个仔细、谨慎的思考过程,其中涉及情感、财务和法律方面的考虑,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家长和捐赠者的生活,也会影响她们未来孩子的生活。
家庭形态正在改变
虽然在今天有很多服务可以帮助LGBTQ伴侣通过捐精受孕,但当家庭建设中心(Center for Family Building)的创始人丽莎·舒曼(Lisa Schuman)二十多年前在纽约刚入行时,情况并非如此。
她说,在当时的前沿组织中,比如美国生殖医学协会和美国生育协会,“根本没有任何酷儿被代表”。许多与她交流过的酷儿情侣都将领养视为组建家庭的主要选择。“她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她们还有很多别的选择。”
舒曼在纽约的同性恋中心为希望组建家庭的LGBTQ情侣开设了一个工作坊,以此教授她们领养以外的其他选择。她回忆,在早期,每次会议只有大约5个人会出现,“我一直在做”。约十年后,她为女同性恋准家长举办的一场讲座吸引了100人参加。舒曼说:“(2015年)同性婚姻合法化帮了大忙。”通过像舒曼这样的努力,LGBTQ家庭可以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家庭建设选择。
尽管有很多非官方的报道说人们对选择朋友或家人而非精子库作为精子来源的兴趣增加,但很难找到关于有多少LGBTQ情侣会这样做的数据。
劳拉·戈德伯格 (Laura Goldberger)已经以心理治疗师的身份花了二十年时间为试图怀孕的 LGBTQ伴侣运营社群。戈德伯格说,与他们交流过的情侣中,大约有一半选择已经认识的捐赠者,而不是通过外部服务或精子库找到的捐赠者,二十年里,这一比例一直未变。然而,舒曼说,过去几年她看到“越来越多”的未来家长选择朋友或家人作为捐精人。
一种美妙而温柔的存在
艾丽斯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不仅仅因为精子库路线让人感到脱节,还因为她立即就知道她会寻求谁的捐赠。她和她的那位男性朋友来自同温层,她们共同参与过一个政治项目,并就读于同一所研究生院。她非常信任他。
“我知道我们的社群会要求我们对自己组建酷儿家庭的方式负责,”艾丽斯说。她承认,她们的关系并非凭空存在,而是她们的共同好友督促她们保持良性沟通。
艾丽斯和朋友还就她们的预期进行了无数次漫长的对话,涵盖了他的家族病史、他作为捐精者的角色包括和不包括什么,以及他的家人会如何参与孩子的生活。她们还与他的父母和姐姐进行了电话会议,来帮助她们消除对捐精人与孩子的关系的误解。艾丽斯说:“很高兴我们之间有对话,在孩子的一生中,他们将始终是一个美妙而温柔的存在。”
指向“无情” 的对话
当然了,即使是和最亲密的朋友一起,诸如一个新生儿生命这样敏感又有影响力的事情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舒曼说。“但是人们带着同样的想法进入婚姻,认为他们会永远在一起,而事情并非总是如此。”舒曼强调了捐精前咨询的重要性,以确保精子受体、他们的伴侣(如有)和捐赠者都达成共识。
“沟通是关键,”41岁的埃里卡·特兰菲尔德(Erika Tranfield)是“骄傲天使(Pride Angel)”的创始人兼董事。“骄傲天使”是一间位于英国西北部的服务机构,通过该服务,精子受体可以与她们还不认识但想在开始捐赠过程前会面的捐精人建立联系。特兰菲尔德说,当可能的捐精人已经是你的朋友时,你很难提出“无情的”或不太舒服的问题,比如宗教信仰和儿童管教,而这些问题又很重要。为了避开与朋友进行那些艰难的对话,特兰菲尔德于2009年创立“骄傲天使”,部分原因是为了与当时的妻子一起寻找自己的精子供体。现如今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大约有25000名精子受体使用“骄傲天使”的服务。
特兰菲尔德和她当时的妻子想与捐精人会面,确保他是一个不想参与共同抚养或分担经济责任的人,但对于看孩子的学校成绩单或是在圣诞节突然出现持开放态度。为了确保这种关系能够发展下去,特兰菲尔德和当时的妻子与捐精人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明确了他们关系的界限,但这不是法律协议。
接受BBC Worklife采访的美国女同情侣则更多在捐精程序前签署经过公证的协议或由律师起草的协议。40岁的罗斯林和37岁的劳拉是来自加州的一对已婚情侣,据她们说,她们与一位专门研究酷儿生育的律师合作,和捐精人达成了协议。捐精人是劳拉的大学好友,在劳拉诉说了她们寻找供体的艰辛后,他主动提出了捐赠。协议规定,捐赠者将放弃所有抚养权,但他以及他现在的伴侣仍然是这个家庭的朋友。罗斯林和劳拉的两个女儿现在一个五岁、一个两岁,都只直呼他的名字。
别的法律程序可能包括非妊娠母亲(未怀有孩子的那一方)合法获得抚养权,比如艾丽斯的伴侣就打算这样做(孩子已经叫她“妈妈”)。对于罗斯林和劳拉来说,每个孩子的法律程序费用约为2000美元,别的费用则用于受孕,例如,她们花费约300美元与助产士进行了一次交谈,这名助产士为她们在家进行了第一个孩子的受孕。
如果是通过精子库,受孕成本可能会高得多。对于纽约已婚情侣——32岁的伊丽莎白和36岁的乔伊来说,截至目前,使用精子库的费用约为6000美元。其中包括医疗共付额和精子运输费用,但主要还是花在了药瓶上,其中五个就花了约5300美元。在IUI(宫内人工授精)前解冻冷冻药瓶需200美元,伊丽莎白和乔伊计划尽快完成这项工作。
尽管过程很昂贵,但这对情侣最终决定选择一个以前不认识的捐精人,她们通过精子库得知他的身份。因为从生活中的熟人那里借精可能会带来不少麻烦。
“他们可以磨破嘴皮说他们能够在没有亲子关系的前提下看着他们的亲生孩子在眼前长大,”伊丽莎白说,但她担心这可能会随着孩子的出生而改变。因为伊丽莎白考虑生育,她们也考虑过让乔伊的哥哥作为精子供体。
乔伊说:“一开始,这种让自己的血缘能够延续的想法还挺有趣的”,但基于伊丽莎白所引用的原因,她们最终决定放弃这一方案。“我来自一个意大利大家庭,家人几乎总是在身边,”乔伊补充道。她和伊丽莎白不想处理孩子与各个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出现的有关ta的出身的对话。
扩充组建家庭的选项
随着时间的推移,LGBTQ情侣和潜在父母获得了更多信息和资源,来帮助他们就如何建立家庭做选择。虽然仍有很多人选择领养,但也有许多人让亲密的朋友捐精,比如艾丽斯、罗斯林和劳拉,而其他人则更喜欢通过外部服务比如“骄傲天使”或精子库来与捐赠者建立联系。
无论这些家庭最终作出什么决定,“有关捐精人的选择被普遍摆上台面”这一事实已然扩大了她们的可能性。与舒曼刚开始在生育领域工作时不同,现在各种类型的情侣都拥有多种组建家庭的方式——无论是一个捐精人朋友、一个只在假期停留的已知人士,还是完全在孩子生活之外的人。
对于罗斯林和劳拉来说,她们与捐精人伴侣和未来孩子可能组成的大家庭的类型依然是未知数。她的孩子和捐精人的孩子“将自己讲述他们对彼此的感受,比如他们要如何称呼彼此……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与捐精人的生物学联系,”罗斯林说。“但现在,这一切都还算顺利。”
*出于隐私保护,艾丽斯、伊丽莎白和乔伊均为化名,罗斯林和劳拉均隐藏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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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Joe
校对|野山
排版|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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